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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人对新奇玄妙的理论大抵都抱有某种特殊的爱好，所以当有些名人只用朴素的概念进行讲解时，会使那些充满期待的眼神略感失望。

　　管理有时也遇到过同样的现象。

　　企业的管理出了问题，企业人士自然要求助咨询专家，可是在听过专家意见后，他们可能感到颇为失望，以为人家讲授的东西并不深奥，不相信管理就是如此简单。

　　殊不知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很简单，我们不妨介绍几个关于“简单”的故事：

　　“简单”一：如何练习角球

　　米卢的名字在中国球迷的口中叫得很响，但国家队球员似乎更欣赏英国人霍顿，觉得是霍顿让自己明白了该怎么踢球。

　　以罚角球为例，原先的教练一般只会说诸如“盯紧了，别让他顶着，拉住了……”等套话，但是霍顿却能明确告诉队员“谁应该在哪，第一点在哪，第二点在哪。”

　　这些东西虽然简单，但原先没有人告诉大家。

　　郝海东感叹到：这才叫懂啊！原先就知道去踢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事情，但是原来没有人告诉我们。

　　“简单”二：如何服从指挥

　　史迪威担任过抗战时期中国战区的参谋长，他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。

　　欧美军队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；中国则不然，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决定，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，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。

　　例如当远征军回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时，其直接上司史迪威命令部队撤往印度，但蒋介石却命令撤回国。

　　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，有两个师撤往印度，其他的撤回云南。在退回云南途中，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，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，１０部队最后只剩下４万人，倒是撤往印度的两个师后来成为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。 

　　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，军官不服从命令要受到严惩。史迪威要求处分那些不听命的将军，要枪毙四个师长。但蒋介石却息事宁人，只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，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。 

　　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，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，他说：“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，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。” 

　　“简单”三：如何遵守程序

　　看日本人干活是很烦琐的。

　　拿收拾床铺来说，在中国是很简单的事情，连五星级宾馆都规定，客人没有动过的被褥不用拆洗和重新叠。而在日本，首先不管客人用没有用过，床单被罩都要剥下来，一趟一趟送到洗衣房去，而且是每个屋子送一次。

　　能不能把所有房间的床单被罩都剥下来，一起送到洗衣服房，这样工作效率不是大大提高了吗？

　　日本人这样回答：作业书就是这样写的，我们按照作业书上做。

　　日本的管理体制要求工作不必带热情，只能严格按照作业书的指示做，即便出了错，自己也不必担责任。

　　“简单”四：如何划分权责

　　作家张贤亮创办的西部影视城取得了巨大成功。谈到企业管理，他感到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些初级的东西。 

　 比如你要员工尽义务，你就要明确地告诉他有什么权利，凡是劳动保护法规定的权利都要告诉他，连工资的构成是怎么回事都要和他们讲清楚，还要让他们知道，“你们是国家的主人，但企业的主人是我，你们没有选举企业管理者的权利”。

　　张贤亮认为，现在我们老谈“产权明晰”，其实产权明晰不光要明晰资产的组成情况，还有资本和劳动者权利的明晰。没有权利就谈不上责任，谈完了权利再谈责任，让他们明白权利不是白来的：

　　“我购买了你的劳动力，你必须负责。你不负责，你将失去你的权利。而且我购买到的劳动力还不是合格的劳动力，你以前所受的教育，是不符合我们需要的，是有缺陷的，我必须对你进行培训，我是付出了代价的，让员工明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

　　另外在影视城，张贤亮只管他该管的，不该管的绝对不管。比如说个人隐私，在中国企业里张贤亮是第一个将个人的隐私权制度化的。

　　从管理的角度讲，这就是效率，不把精力浪费在与企业无关的事情上。管理人员对工人只能以观察到的为限，只管工人在我们企业的表现，要给个人自由的空间。

　　罚角球时如何占位是简单的事情，指挥信号要统一是简单的道理，按照条例操作属于常识性的规矩，员工责权利的界定是基本的前提，管理就是由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构成。

　　企业制定管理战略当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日常的管理细节做好。

　　战场上所有胜利的基础都是治军有方，带兵小到宿营时战士烫脚穿泡，鞋合不合脚，绑腿扎得松紧程度等等，都关系到战斗力，而这些都是“简单”的事情，并不高深。

　　世间事物无不普通而玄妙，玄妙而普通。许多事情看起来很高深，实际很普通，管理也是这样。